一段关于关愚谦的历史往事

关愚谦逃亡记

那真是一场纯粹的天赐奇迹。在近乎百分之百的几率走向绝境——被边防警察射杀——的情形下，仅有万分之一的渺茫机会能够侥幸逃脱。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莫测，我始终以满腔热忱生活。深藏于我心的是一种能够洞穿一切障碍的力量，那便是希望之光。

———关愚谦

年青时的关愚谦

“那些鸟儿，似乎生来便无法被囚禁。”这句名言出自《肖申克的救赎》。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美国，地点是肖申克州立监狱。一把石锤巧妙地藏于圣经之中，一条长达500码的幽暗、污秽的密道，一张性感女星的海报，以及那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一段挣脱束缚、重获自由的救赎之旅。蒙受不白之冤的男主角安迪，在屡次上诉无果的绝望中，用19年的光阴凿开了通向自己下半生的道路。在逃离肖申克监狱之后，安迪在给“忘年之交”狱友瑞德的信中倾诉道：“那些鸟儿，注定无法被囚禁，只因它们的羽毛太过耀眼。”

同出一辙的自我救赎，关愚谦仅用了十分钟便完成了。在狂乱的情绪中，有些人往往难以自持，将心底的呐喊冲动地付诸实践。他们或是沦为狂徒，如顾城般，或是成为传奇，如关愚谦。那是在1968年的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不过是一瞬间的胡思乱想，仅因对次日“红卫兵”可能进行的批判会议的忐忑不安，关愚谦竟然在理智失控的状态下，从其所在单位——设有解放军站岗守卫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大”）中窃取了中南海邀请的日本友人的护照，并以外籍人士的名义预订了逃亡的机票。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文革”时期，这一步跨出，便如投身江湖，走上了绝路。自首无疑意味着死亡，被发现同样如此，但放手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关愚谦鼓起勇气，踏上了那条10分钟内仓促决定的不归路。他前往公安局办理出境手续，再到单位财务科领取机票费用，安排民航订票，通过海关安检，登机出发。在上海转机时，这位持有日本护照却一句日语都不会的冒牌者，如何成功穿越层层关卡？关愚谦精心策划的逃亡计划，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几率是走向绝境，可能被边防警察枪决，仅有百分之一的机会能侥幸逃脱。”时至今日，已年届耄耋的关愚谦（现年82岁），回想起那段往事，仍心有余悸。“我当时的信念是，若非自由，宁愿赴死。”他成功骗过了财务部门、瞒过了民航安检、避过了海关检查，种种不可思议的巧合叠加，竟奇迹般地促成了那百分之一的生存概率。关愚谦竟堂而皇之地乘坐飞机，安然踏出国门。

年轻时，关愚谦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甚至曾对南都记者表示怀疑：“据家谱所载，我的远祖是关云长。不知是否关二爷忠勇的英灵，保佑其子孙得以渡过此劫。”然而，他所期待的逆境转机并未如期到来。抵达埃及后，他因非法入境被监禁了一年有余，随后又以无国籍者的身份在德国流亡了多年。关愚谦的逃亡生涯充满了曲折与坎坷。自他逃离的那日起，他和他的家族便背负上了“叛国者”的恶名，直至1981年，中国外交部批准他回国探亲，这段历史才算告一段落。

01、冒充西园寺公一子

1968年二月，关愚谦再度被强制独自困于办公室，撰写检讨并静待公众的指责。此刻，他深知自己难逃此劫。每当回想起昔日被流放到青海，历经数年的艰辛改造，甚至濒临饿死的边缘，关愚谦便不寒而栗。若再被放逐，他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屈服。他的思绪愈发沉重，陷入绝望，正准备翻找刀片结束生命，却无意间瞥见抽屉深处几本常驻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鉴于关愚谦在“和大”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所有外宾的入境与出境手续均由他一手操办，因此这些护照常常汇集于他手中。他随手翻开最上方的那本，竟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然还夹带着前往埃及与法国的签证！

他本已决意赴死，却突然心生奇思：“既然无论如何都是一死，不如把生命当作赌注孤注一掷。”关愚谦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回忆说，当时他感到非常迷茫，不知为何突然有了这股蛮勇，“难道让边防警察开枪结束生命，不比割腕自尽来得更加痛快吗？”

一念及冒用护照逃离的计策，宛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想法便如影随形，难以驱散。一旦下定决心，头脑反而异常地清晰起来。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关愚谦首先拨通了民航订票中心的电话，假称一位日本外宾临时决定次日离境，请求对方火速预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中心起初断然拒绝，然而听闻这位客人被周恩来誉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宾，西园寺公一的公子，便立刻转变态度，在下班前的六点钟前设法搞到了一张机票。“假传圣旨”订下机票后，迈出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便想要收回也力不从心。他用力咬了咬食指，喝了一口冷茶，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关愚谦，虽一向耻于撒谎，此刻却有条不紊地罗列出了“这桩莫须有的公务”。

接下来，关愚谦需完成的任务包括：办理出境章、领取支票、取回机票、销毁信件以及整理行李。他抓紧时间，在下班前骑自行车赶往公安局。他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写完毕，却遗忘在办公室，承诺第二天一早立即补交。他巧妙地与熟悉的外事警察老王沟通，最终成功盖上了出境章。紧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返回单位财务科领取支票。恰巧，那位正准备找关愚谦麻烦的科长看到他进来，竟像见了鬼一般，立刻转身离去。

关愚谦，骨子里透着一股知识分子式的清高，往日若是遇到此类情势，必定怒火中烧。然而此刻，他却内心狂喜，喃喃自语道：“老天真是特别眷顾我。”原来，若是科长按部就班地履行公事，稍加核实，一切阴谋便会水落石出。而科长故意回避，恰恰为关愚谦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趁机让那位对内情一无所知的出纳开具了支票。即便取机票的过程也出乎意料地顺畅，关愚谦甚至抽出时间，前往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以防万一。那段日子，储蓄所为了照顾客户，特意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才关闭（平时则是六点结束）。关愚谦不由得觉得，这也许是个吉兆。

按常规，处理这些事务至少需耗时三天，然而在众多谎言与偶然事件的推动下，关愚谦仅用了短短三个小时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完成了任务。“我真是豁出去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仅撒了谎，竟然还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提及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关愚谦尴尬地朝南都记者轻笑了一下。

夜幕降临，踏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年迈的母亲与稚嫩的儿子，关愚谦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而心中却是无尽的苦涩。对于他来说，接下来的事情无疑是最为折磨人的。又一次，他撒了谎，哄骗母亲前往姐姐家中，又将妻子美珍与儿子送至亲戚家暂住数日。一切安排妥当，待至深夜，四周静谧无声，独处一室时，他方敢小心翼翼地取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端详。或许是心虚作祟，关愚谦越看照片中的人，越觉得其与自己大相径庭。他下定决心，将旧照片撕下，换上自己的影像，并用指甲在照片上刻意刻出一个钢印的轮廓。

关愚谦替自己收拾的行李没有一点要出国的架势，倒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调调：一把母亲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02 逃离，奇迹

翌日，关愚谦身着一件蓝底工作服，内搭一袭笔挺西装，踏入机场。自“红卫兵”纵火焚毁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后，来华的外国友人大幅减少，候机大厅显得异常冷清。关愚谦踏入大厅，海关查验员小金便热情地向他招呼：“小关，这是送外宾吧？”关愚谦随性地将行李箱搁置在行李台，神态从容地回应：“没错，是西公的儿子准备出国。”小金听闻此言，不假思索地“砰”的一声，在早已填写好的行李单上盖下“免检放行”的章，一边说：“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何需检查之有？”最后还不忘调皮地朝关愚谦挤了挤眼。却不知，关愚谦此刻内心紧张至极，全在赌小金不会打开箱子查验。第二关，他将护照递给边防警察，若值班的正是关愚谦熟识的老刘，那么他打开护照的一刹那，定会立刻认出照片中的主人。但那天，值班的是一位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他与关愚谦素未谋面。关愚谦将护照递给他后，便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向地下室的厕所，迅速将制服塞入抽水马桶水箱后方，随即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了个结。不多时，从隔间步出的，已是一位身着西装、佩戴领带与黑框眼镜，还戴着用以抵御北京风沙的防尘口罩的“外籍绅士”。

在这间宽敞的候机室，本应容纳百人的空间内，却只孤独地坐着关愚谦这位自称的“外宾”，一个假冒的外国人士。四周的诡异氛围几乎让关愚谦冷静的表象瓦解，几乎无法承受。直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位新任的边防警察才将护照归还给他，此时关愚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是在他的护照上发现了什么疑点？关愚谦直言不讳地表示：“在那个时刻，我已想好了一旦军警包围，便故意奔向出口，如此一来，他们可能不得不立即对我开枪，至少能让我死得痛快，免得遭受无休止的审讯。”

一经认出来者的面容，他心中不禁暗自叫苦，原来这位并非先前那位新任的边境警员，而是他平日里常互拍肩膀、戏谑打闹的老刘！老刘径直走来，关愚谦惊得呆若木鸡，无法动弹，只能目送老刘翻到护照上附有照片的那一页。关愚谦心中顿时凉了半截，“这下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有首长驾临，全体工作人员速至二号门列队迎接！”女服务员们迅速撤离，关愚谦便抓住这一时机，迅速穿过空无一人的登机口，奔跑至停机坪上一架苏联制造的小型客机的舷梯上。

飞机自中国起飞，夜幕已然笼罩，而关愚谦心中却仿佛有光明照耀，他几乎难以自抑，心中欢呼：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数十年间，每当夜深人静，关愚谦于梦中回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总不禁感叹那是一场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他曾怀疑，或许是边防警察老刘有意放他一马。二十余年后，两人在机场重逢，关愚谦郑重其事地询问老刘，对方却予以否认。因此，他只能将这段经历归结于那不可捉摸的命运。

03 埃及监狱一年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法国与埃及的签证格外醒目。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关愚谦明智地选择了飞往埃及，因为那时中埃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不会面临遣返的风险（相较之下，法国已与中国建交，一旦落地便可能立即被遣返）。当飞机飞往埃及开罗时，关愚谦在狂喜过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人间蒸发”将给家人带来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他无法抑制对家人的忧虑。即便是对他在遭受批判和流放期间选择落井下石、揭露丈夫、甚至要求离婚的妻子美珍，这个“叛国者”的头衔似乎也过于沉重。而哥哥、姐姐、慈母、幼子，以及此时自身难保的父亲，一想到“株连九族”的后果，关愚谦便心如刀割，忍不住放声大哭。坐在他身边的捷克斯洛伐克乘客轻声细语地安慰这位看似怪异的人。关愚谦坦白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商人及其同机伙伴听闻关愚谦连前往开罗市中心的交通费都没有，决定伸出援手。抵达后，他们带着关愚谦前往苏联大使馆，并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他。苏联作家听闻关愚谦的遭遇后，深感同情，因为他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苏联作家为关愚谦安排了住宿，并给了他足够的埃及货币，足以维持十几天的生活费用。

有了些许银两在身，关愚谦的心境方略感宁定。然而，他未曾料想，翌日，埃及警方便寻至其处。原来，苏联大使馆已向我国大使馆透露了关愚谦的藏匿信息，我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所。埃及警方在得知此事后，急切地想要在“红卫兵”之前将关愚谦带走。关愚谦听闻“红卫兵”将至，如同惊恐的飞鸟，甚至连行李都未及收拾，便急忙随埃及警察离去。

尽管帮助关愚谦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但是埃及政府不愿意因关愚谦一个小人物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可靠又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关愚谦万万没想到这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当关愚谦以为重获自由的日子遥不可及，心中充满绝望之际，转机却突然降临。埃及当局告知他，中国已决定放弃将他遣返回国的请求，并计划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然而，关愚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在他看来，尽管背负着“叛国者”的罪名，但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他这一代人心中早已深植了中美对立的观念，即使远在他乡，也绝不容许自己有任何违背祖国利益的行为。这便是关愚谦为自己设定的底线。

关愚谦寻求前往那些政治立场中立、与中国无敌意的国家。他逐一拜访了瑞士、瑞典、奥地利以及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然而得到的答复却如出一辙：各国官员均表示乐意提供协助，但出于避免引发外交纠纷的考虑，无法接受他的请求。

经过五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关愚谦的理想国度依然未能向他敞开大门。此刻，他的失落感达到了极致。关愚谦甚至萌生了厚颜无耻地返回祖国的念头，即便这意味着迎接他的可能只有枪林弹雨。在绝望至极的关头，幸运女神再次垂青这位宠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终于同意他暂时滞留。

云散月明，关愚谦悬空之身终逢转机，感受到一股自由的微风，得以脚踏实地。

04 汉堡大学讲台登台

关愚谦率先抵达了德国的明斯特市，他的首份工作是为亚洲研究所撰写著作。德国学者对那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遂邀请关愚谦执笔一部关于“文革”的专著。这份工作不仅收入丰厚，更缓解了关愚谦初到异国他乡时的经济困境。然而，由于关愚谦不谙德语，亚洲研究所并未将其纳入长期聘用计划。书稿完成后，关愚谦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这位不惑之年的学者只得投身于体力劳动，在码头上搬运钢筋，在亚洲餐馆中端盘送菜。相较体能的考验，对文弱书生关愚谦而言，更难以承受的是思乡之苦。每当此时，他便会拿出母亲赠予的生日礼物——一把小提琴，演奏自己改编的《二泉映月》。那回不去的故乡，如同明月高悬，既在眼前，又遥不可及。

历经三个月的迷茫，关愚谦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如此浑浑噩噩地虚度时日。他立志攻克德语，渴望踏入大学校园深造。然而，一位大学教授告知他，在德国，申请大学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证明。关愚谦在匆忙中逃离，身无分文，国内所学仅限于俄语，英语水平也仅能应付日常交流。正当他陷入困境之际，他偶然遇到了委托他撰写书籍的德国学者，方知自己的书稿在研究所的中国学者中评价不佳，原因在于错字连篇，文辞不通。德国学者建议他拜访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寻求指导与改进。关愚谦对自己文笔的自信让他感到困惑，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带着书稿来到汉堡大学。一心只为为自己的作品鸣不平的关愚谦未曾料想，当他敲开汉堡大学哲学大楼702室的门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刘茂才教授瞥见书稿中那些被画出的错别字标记，便立即安抚了关愚谦。原来，研究所内其他的中国学者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深造的，他们对简体字不甚熟悉，误以为关愚谦书写中的这些字为错别字。这消息让关愚谦如释重负。在仔细阅读了关愚谦书稿的一周后，刘教授特地邀请他到家中共进饺子宴，并对他的书稿给予了高度评价，使得关愚谦心中的冤屈得以洗刷，恢复了些许自信。关愚谦鼓起勇气，倾诉了自己渴望上大学却因无法获得教授出具的学历证明而苦恼的境遇，刘教授闻言即刻答应为他开具证明。

于是，关愚谦踏入了汉堡大学的校门，投身于语言学的学习。在他勤工俭学的过程中，刘教授为他引荐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职岗位，负责为大学二年级学生教授中文课程。尽管薪酬并不丰厚，但只要关愚谦能在两年内获得硕士学位，便有机会申请成为正式讲师，这也为他的未来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踏入大学校园之初，关愚谦便有幸登上了讲台，为学生传授知识，这让他既感意外，亦对刘教授的识才之明心存感激。他郑重承诺，必将勤勉尽责，竭尽全力上好每一堂课，不负刘教授的推荐之恩。借鉴自己在学习俄语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关愚谦力求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例如用浅显易懂的中文改写童话和民间故事，教授他们唱中国民歌等，这些生动的教学方式收获了极佳的教学效果，学生们也对这位中国教师产生了深厚的喜爱。两年后，关愚谦成功获得硕士学位，然而学校却以高教局未批准讲师编制为由，拒绝了他的正式讲师申请。面对这一困境，关愚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罢课行动，此事甚至引起了汉堡市市长的关注。在舆论的压力下，高教局最终特批了一个讲师编制，并跳过了登报和公开征聘的程序，直接将关愚谦纳入教师队伍。

05 黑户异国恋

关愚谦与海珮春

关愚谦在异乡的漂泊生涯中，终于迎来了苦尽甘来的曙光。他不仅堂堂正正地站上了汉堡大学的讲台，久违的爱情也意外降临。海珮春，一位地道的德国姑娘，在遇见关愚谦之前，仅从电视上对中国人有所耳闻。在德国，人们常将中国人比作穿蓝衣的蚂蚁，认为他们土气、保守，这是当时对中国人最普遍的看法。因此，当海珮春在舞会上初次邂逅关愚谦时，不禁为之倾倒。关愚谦身着黑裤白毛衣，中年却仍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其舞姿更是令她叹为观止。他精通小提琴与钢琴，对西方文学也颇有研究，这些才华横溢的表现，让年仅二十岁的海珮春情窦初开，对这位杰出的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海珮春，一位坚定的女子，在初次见到关愚谦后不久，便主动邀请他共赴她家的平安夜晚宴，并向全家人引荐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德国，嫁给中国人已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关愚谦，一个无国籍的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或许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德国（德国政府在入境时仅答应他暂时居留）。尽管家人持怀疑态度，海珮春却心意已决，决心与关愚谦共度一生。

1977年，关愚谦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一位昔日在北京居住的老邻居因公出差至德国，历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关愚谦。他告知关愚谦，自从他离开故土之后，关愚谦的母亲、幼子小新以及妻子美珍均被迫离开了家园。而美珍则与他单方面办理了离婚手续。

得知关愚谦摆脱了婚姻的束缚，海珮春消除了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急切地渴望与关愚谦正式确立婚姻关系。然而，关愚谦在德国的身份属于无国籍人士，他既无出生证明，也无未婚或离婚证明，更无护照，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黑户，这使得他根本无法完成结婚登记。海珮春的失落之情，不言而喻。不久之后，他们一同前往香港旅游。在香港的街头，海珮春敏锐地发现了一处婚姻注册处，她立刻拉起关愚谦，带着一丝侥幸的心态走了进去。让她喜出望外的是，这里竟然能够为外籍人士提供婚姻登记服务，而且所需材料相较于德国要宽松得多。这段跨越国界的爱情故事，最终在香港圆满画上了句号。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两人恩爱有加。关愚谦告诉南都记者：“我最喜欢佩春的地方是她的慷慨，我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因为关愚谦好客，他家永远是宾客盈门，关愚谦的学生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茶话会的，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人马。点心、水果、咖啡、时不时的留餐，在关家呈流水席式的常态。对此，海珮春毫无怨言。当南都记者夸她这么多年为关愚谦所做的“接待工作”很多中国媳妇都做不到时，海珮春谦虚地笑笑：“我自然也希望我们能减少打扰，但朋友对关愚谦而言至关重要，也是治愈他思乡之苦的良方。再者，来访的几乎都是学者和名人，与他们交谈，我能汲取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和知识的养分。”海珮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已持续了数十年。自与关愚谦相知以来，她便全身心投入学习中文，更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深造。如今，中文的听说读写对她而言已是游刃有余，甚至对中医针灸也颇有研究。

关愚谦及其德国配偶

06 “叛徒”回归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代表团赴汉堡大学进行访问，关愚谦有幸受邀出席了欢迎宴会。使他喜出望外的是，代表团的领队竟是父亲昔日的老战友。他立刻请这位长辈向家人转达问候。历经十年的流亡，关愚谦在代表团归国后，陆续收到了来自国内的家人来信。这时，他才得知，自己最挚爱的母亲已在两年前因病离世。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的关母，在北京时常常假装忘记关愚谦，只为不让因弟弟“叛国”而遭受磨难的其他子女分心。然而，一旦来到天津弟弟的家（关愚谦的四舅家），提及关愚谦这位小儿子，她便泪水纵横，担忧不已。无法与母亲告别，成了关愚谦永远的痛楚与遗憾。

关愚谦的兄长与姐姐因他逃离家园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他的父亲，身为资深革命者且与周恩来有过同窗之谊，得益于周恩来的庇护，得以幸免于难），他们夫妇二人与关愚谦的妻子美珍，更是因此身陷囹圄长达六年之久。然而，关愚谦心中最牵念的，却是他的儿子关新。尽管他屡次通过亲友打探关新的行踪，却始终音信全无。直到1980年，一封来自美珍的二姐的信件，让关愚谦的情绪瞬间紧绷，信中透露，关新在他逃离后由二姐收留，因下乡之故未能如愿深造，回到城市后成为一名工人。如今，美珍在美国的大姐正计划帮助关新申请留学美国，不过她希望能得到关愚谦在经济上的支持。

关愚谦向海珮春坦诚地分享了他对新生事物的见解，而海珮春，这位善解人意的女性，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全力支持关新赴美深造。鉴于他们常年奔波劳碌，且关愚谦的薪资也颇为有限，他们在德国并未购置房产，所居住的新房实际上是通过租赁得来的。面对关新留学美国的又一笔开销，家庭的经济状况愈发紧张，海珮春毅然决定投身职场，以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

关新抵达美国后，关愚谦不假思索地立刻飞赴美国与他相聚。关新这才在父亲面前倾诉了自己的往事：自父亲逃离家园、母亲入狱之后，他曾一度流离失所。他曾前往关愚谦的父亲处寻求庇护，却被爷爷拒之门外，无奈之下，这个十岁的孩子只能接过爷爷给他的五毛钱，乘坐公交车前往二姨家。然而，不久后，关新犯下了一个大错。在一次机关院里的孩子们踩铁皮的游戏中，有人发现铁皮上隐约露出了毛主席的褪色画像，一声惊呼“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立刻招来了众多解放军。初来乍到的关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矢之的。为了自保，二姨父无奈地将关新赶走。关新只得再次投奔寄居在大姑（关愚谦的姐姐）家的奶奶，但姑丈（关愚谦的姐夫）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出门。奶奶虽然泪眼婆娑，却无力回天。在街头流浪了数日之后，关新最终还是回到了二姨父家中。自幼抚养他的外婆见到他衣衫褴褛，如同小乞丐一般，立刻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泪流满面。在外婆的坚持和哀求之下，关新的二姨父最终收留了他，并让他改随姨夫的姓氏，将他抚养成人。

关愚谦聆听着这番话，强忍着泪水，心中深知自己无颜落泪。是他，让年幼的儿子过早地品尝了颠沛流离的滋味。他紧紧拥抱着儿子，心绪激荡，颤抖的胸怀中，言语难以成声……

海珮春非常明白关愚谦愧疚又渴望能为家人做些什么的感受，所以非常支持关愚谦无条件帮助亲人的做法。他们接纳了外甥女（关愚谦姐姐的女儿）来德国留学三年，吃穿住行都由他们一手包办。他们把外甥夫妇（关愚谦姐姐的儿子）先后接来德国并最终帮助他们去了美国，帮同父异母的弟弟（关愚谦的父亲在革命期间与其母亲离婚，另娶了革命伴侣）办到德国并为其找工作等等，一切的一切，不仅需要时间精力金钱，更需要真情热心耐心。海珮春对此非常坦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生活极为艰辛，我们心想，如果不伸出援手，这些亲人或许永远无法翻身。谁能料到，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他们都已经非常成功，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得益于她的宽容大度，海珮春在关愚谦的家人和朋友们中赢得了极高的好感。关愚谦曾向一位德国同事咨询：“既然你是我的朋友，若我与佩春发生争执，你会站在哪一边？”同事幽默地回应：“先给你一拳，然后我们再讨论谁是谁非。”同样的问题关愚谦也向他的中国朋友提出，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还用说，自然是你的不对。”关愚谦对海珮春对他的无私奉献默默感激，得知她热爱旅游，他自汉堡大学退休后便开始陪伴她四处游历。由于儿子关新带着家人从美国迁至上海发展，十多年前关愚谦也在上海购置了房产，以便与儿子更频繁地相聚。尽管他和海珮春膝下无子，但他深感欣慰的是两人与儿子关新的关系融洽。关愚谦甚至向记者“抱怨”说：“我和小新讨论事情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哎呦，爸爸你不懂的。但佩春和他交流，他却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如今，这对老夫妇过着候鸟般的生活，春秋之际在中国旅游和讲学，冬夏则返回德国度假和庆祝节日。

那段不凡的逃亡岁月，那些错综交织的恩怨情仇，那份强者自救的坚定信念，有的被关愚谦有意无意地淡去，有的则自始至终被他紧握不放。在关愚谦的传记《浪》的序言中，他如此倾诉：我定会在天堂最绚烂的角落寻得你的踪迹，随后，我将永恒地依偎在你的身边，永不分离。

采访行将结束时，关愚谦语气郑重，叮嘱记者务必附上这句话：“纵使风云变幻，我依旧秉持着生活的热忱。在我内心最深处，存在着一种能逾越一切障碍的力量，那便是希望。”

德国知名华人学者、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关愚谦博士，于2018年11月22日德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在柏林不幸逝世，享年87载。